釋慈雲的部落格

中國媒體稱，山西疫苗事件致近百名兒童或死或殘。

《中國經濟時報》的記者王克勤3月17日發表了一篇深度報道，揭露「山西疫苗事件」，受到中國媒體和網民的廣泛關注。

報道中引述山西近百名兒童不明病因致死、致殘或引發各種後遺病症的案例稱，這些兒童「發病前不久，均接種過疫苗。」

這一報道受到中國媒體和網民的廣泛關注後，中國衛生部表示「高度重視，立即開展有關調查工作」。

衛生部稱，要求山西省衛生廳盡快報告預防接種異常反應並監測新的情況。

同時，衛生部在其網站上稱，衛生部曾於2008年「協調國家食品藥品監管局對所謂「高溫暴露」的流腦，乙腦和乙肝疫苗抽樣檢測，結果全部合格」。此外，國家食品藥品監管局2007年也對疫苗進行過檢查，檢測結果也「全部合格」。

否認和舉報

山西衛生廳也立刻否認疫苗問題，稱未接到注射疫苗後聚集性異常反應的報告。

山西衛生廳稱，2008年11月衛生部曾組成調查組來山西調查，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此前曾對接種點庫存疫苗抽取樣品，委托中國藥品生物製品檢定所檢驗，檢驗結果均符合國家規定。

但《中國經濟時報》的報道引述山西省疾控中心專門負責防病信息的原信息科科長陳濤安表示，山西省疾控中心會議發佈了虛構的衛生部監察局調查結果。

陳濤安說，疫苗是異體蛋白物質，對光照、溫度十分敏感。從2006年以來，在山西境內出現了大量疫苗被高溫暴露的情況。

報道還說，從2007年5月25日開始，陳濤安向有關部門實名舉報。三年來共舉報30餘次。

這是四川成都去年到今年在審的一個民主人士著名的案例！

2009-11-20 | 譚作人的法庭最後陳詞

    (按﹕這是四川環保維權人士譚作人涉嫌「顛覆國家政權案」呈堂陳述，但今年八月十二日庭審期間，譚作人沒有獲准發言，於是他以手稿方式，寫下了入獄一年來要說的話和對欲加之罪的所有回應，交由亞洲週刊獨家發表，以保留一份堂外證供和歷史記錄。)

今天，在莊嚴的人民法庭裏，我站在被告席上，等待法錘的敲擊。但這並不表示我已經站在人民的對立面，在接受人民或代表人民意志的法律的審判——當莊嚴的法錘敲下之前，我還幸福地站在不那麼幸福的人民中間，作為人民的一員而積極發言。

多年來，我以一個具體的「人民」——個人的身份，為了人民的利益，作著不懈的努力，對於損害人民利益的事情，作著頑強的抗爭。這是一件艱苦的工作，一個把抽象的「人民」變成具體的「公民」的漫長的過程。在這過程中，一些人沉默著自己的沉默，一些人特色著自己的特色，一些人等待著環境的改善，還有一些人認為，社會進步等不來，要靠大家努力去爭取。很有幸，我站在積極爭取社會進步的理性人群之中，作出過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

我不敢斷言，正是這些事情，成為我站上被告席的真正原因。但我要說，做過這些事，我至今無悔。

今天，我被起訴指控的罪名，是涉嫌「煽動顛覆政權和推翻制度」。這是一項嚴重的控罪，卻與我所做過的事，沒有多少法律關係。《起訴書》指控的所謂犯罪事實，是三件幾乎無人知曉的個人行為：一篇寫於二零零七年的個人回憶文章，一件在二零零八年為地震災區義務獻血的個人行為，一個在二零零九年發出的私人電子郵件。這三件事，與二十年前的六四事件有一定關係。然而，掌權的人和執法的者並不是為了六四而把我投獄，他們另有目的。

為什麼，對六四的官方稱謂，從最初的「反革命暴亂」，變成後來的「動亂」、「六四事件」、「政治風波」？為什麼，這件二十年前的歷史事件，今天成為構罪理由？為什麼，本案的控罪從「五一二」變成「六四」，從「顛覆政權」變成「煽動顛覆政權」？為什麼，行為人主要的社會活動被刻意隱去，而其微不足道且鮮為人知的個人行為，要被追究？為什麼，本案要避重就輕、避實就虛、聲東擊西且虛張聲勢？本案究竟是因事構罪，還是因人治罪？究竟是治思想罪、治言論罪，還是治行為罪？究竟是因為案外因素而預防犯罪，還是因為權力意志而懲罰「罪犯」？為什麼，行為人能夠對事不對人，行政人卻只能對人不對事？執法者為什麼要錯位構罪，開法律的玩笑？

法治治事，人治治人，政治治的是執政和行政。在「法治弱、人治強，政治更倡狂」的基本特色下，為了糾正被扭曲變形的執法行為，我更願意回到法律和法理的層面上，從兩個方面，向法庭展開陳述。

第一個方面，對於《起訴書》中的控罪，我根據「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準繩」的原則，作出無罪辯護如下：

一、《起訴書》捏造事實，主要指控不實。《起訴書》中關於行為人「多年來以各種方式從事所謂紀念六四的活動」的指控，不是事實。事實上，二零零八年以前，我沒有在任何地方參加過任何形式的紀念六四活動。

二、《起訴書》中關於行為人的行為動機和目的的表述是以公訴人的主觀推斷代替客觀事實，並強加於人，實行有罪推定。這種貼標籤式的宣傳手法，超過了司法解釋的範圍，不該用於法庭控罪。

三、本項指控的全部證據來自行為人的私人電腦，其記憶體資料為本人作品及網上資訊，為私人物品。公訴人不能以此來證明行為人向不特定人群進行廣泛傳播，其指控的「煽動」行為，無事實依據。

四、我對涉及六四的三件事，辯護要點是：

A.二零零七年撰寫的紀實文學作品《見證最後的美麗》屬於個人文學創作及表達。本文從沒在國內發表，沒有指控的政治目的。

B.二零零八年為地震災區義務獻血，屬於個人公益行為。選擇日期六月四日是個人愛好，不是法定罪行。

C.二零零九年向王丹郵箱發送一封電子郵件屬於私人通信。該通信沒有進入公共傳媒，無「煽動」的事實。其內容為「以義務獻血的方式紀念六四二十周年的活動建議」，此建議與「顛覆」行為沒有法定關係。

D.從以上三件事看，行為人沒有實施「煽動」、「顛覆」、「推翻」的具體行為，不具備指控罪行的構成要件，其控罪缺乏事實依據和法律依據，不能成立。

五、《起訴書》中關於五一二地震言論「損害了我黨和政府的形象」的指控，缺乏具體事實證明。同時，對行為人對局部具體事物的事實判斷和評論，妄用全稱判斷來加以否定，誇大其詞，上綱上線，不合法理。

六、綜上，《起訴書》所指控的主要事實不清，主要證據不足，其控罪缺乏事實依據和實體法律的支援，構罪有違法律法理。根據《憲法》賦予的公民權利，根據《刑法》第三條罪刑法定原則（其表述為，法律沒有明文規定的，不得定罪量刑），根據《刑訴法》關於「保障無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的規定和「未經法院判決裁定的，不得判定有罪」的規定，根據不溯及、不類推、無罪推定、疑罪從無的司法原則，根據公平正義的法則精神，《起訴書》的指控罪名，不能成立。本案，應該依法予以撤銷。

以上是我對《起訴書》的陳述意見。

我要向法庭陳述的第二個方面的內容，也許屬於案外，但應該為廳內瞭解的一個基本事實，即犯罪嫌疑人究竟做過些什麼事，犯過什麼罪，或者說，是一個什麼樣的人。這個被壓制和掩蓋的事實，以及被剝離和回避的真相，正是破解本案重重疑雲的關鍵點。

第一個基本事實是，行為人不是所謂「顛覆分子」。

《起訴書》所指控的「顛覆政權和推翻制度」，從來都不是我的行為動機和目的。我沒有這個終極目標，沒有這個主觀故意，也沒有從事相關行為的客觀事實。

我是一個竭力主張並且身體力行的改革論者，抱著「主觀為社會，客觀為政府」的行為動機，堅持為地方公共事務貢獻意見和言論。我個人的政治主張，是堅持對內開放改革，以持續漸進的政治改革，促進軟著陸式的社會轉型。這在我幾十年的言行中，能夠提取足夠的證明。多年來，我崇尚行動、追求效果，以溫和而又堅定的方式，踐行著自己的政治理念，踐行著知識份子的認、知、行的統一。正因為此，當開放、改革、發展三進程中一旦出現偏差、損害公共利益時，我總是一馬當先，見義勇為。這種作為給人的印象是﹕總是與政府作對。

然而，印象不能代替事實。與政府作對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在此姑且不論，僅就事實而言，我從來沒有無事生非和刻意找碴或作對的行為。地方政府每年要幹幾百件事，其中多數是事關國計民生的好事。也有少數，屬於各有利弊、存在爭議的事。還有個別的，是弊大於利或損公肥私的壞事。這種壞事並不多見，也許不超過百分之一。我的調研物件以及公共批評的火力，僅僅針對這類壞事，十多年來，不超過十件事。這類壞事包括：二零零零年貝氏（指貝聿銘父子）天府廣場方案、二零零六年柏條河工程、二零零七年小西線工程、二零零八年彭州石化工程等等。在實事求是、對事不對人的原則下，在穩、准而不狠的批評方針下，這類公共批評大多收到了積極社會效果，維護了公共利益，實現了公共表達的目的。

我要陳述的第二個基本事實，是關於我的主流行為、創造性、建設性、公益性。

十多年來，我以個人身份出席各級政府的各類相關會議數十次，積極介入公共策劃領域，為城市健康發展建言獻策，並參與組織了一些重要的公共活動。此類策劃方案、項目建設及公共活動包括天府旅遊廣場、天府美食公園、中國西部鞋都、國際康復中心、都市文化旅遊、文化創意論壇、創意產業中心、百千萬系統工程、那愛德老照片影展、千禧狂歡之夜等三十多項。作為環保NGO註冊會員，我參加過長江源環保紀念碑建碑工程、索南達傑自然保護站建站工程等大型活動，參加過貢貢嘎山水電開發調查、柏條河水電工程調查、大熊貓生態調查等自然生態環境考察活動，提出過包括大熊貓立法保護建議、彭州石化工程遷址建議等多項環保建議，多次接受海內外媒體相關採訪。作為本市積極市民，我曾十多次參加包括省人大、市人大及政協的諮詢會、旁聽會，積極探索公共參與的有效途徑。

略作調查即可明瞭，我所參與的建設性專案，與公共批評項目的數量比，為十比一。其公益性社會行為與個人傾向性政治行為（如六四）的構成比例，是三十比一。這個量化事例，足以構成我的個人主流行為的事實證明。

事實上，在事關全局的公共事務中，個人行為是微不足道的，但有時又是不可或缺的。在我積極參與的地方公共事務中，有良知的專家學者和政府官員，無疑起著主導作用乃至決定性作用。但有時，當專家學者或政府官員面對權力干預，出現表達障礙的時候，大聲地說出真相，成為我這個民間人士的獨特優勢。面對躲在公權力後面的胡作非為，面對錯誤決策和特殊利益的社會性危害，我沒有理由沉默，也不願意逃避。

《起訴書》中提到的五一二地震言論，是我要陳述的第三個基本事實。如果通觀我所彙編的二十多篇媒體來訪報導，如果不是斷章取義、尋章摘句地作出片面解釋，應該不難看出，我的地震評論是客觀的、真誠的、善意的、節制的。這些言論中，有對地方政策措施及災區狀況的客觀反映、具體評述、甚至公開批評，但沒有所謂「詆毀我黨和政府形象」的主觀故意和客觀事實，更與「煽動顛覆」的行為和控罪，扯不上關係。

五一二地震發生後，作為一個事先知道一些相關資訊及狀況、因事前無所作為而愧疚在心的環保人士，我事後曾經二十三次深入災區，用五十六天考察了八十五個極重災區中的八十二個極重鄉鎮，採集了大量的第一手資料，也發現了許多不應該被忽視的重要事實。比如，頭號敏感的校舍倒塌問題，就是一個于法于理於情都說不過去的問題。通過公民獨立調查發現，在地震中瞬間脆性整體倒塌的校舍建築，其實不到二十所，在二千多所震損學校建築中只占百分之一。而它所造成的人員傷亡損失，卻超過總傷亡的百分之八十。這類校舍中，建築品質問題無疑是傷亡主因。由於不准調查追問，致使大多數其他正常震損校舍背了黑鍋，「黨和政府的形象」也成為極少數事故直接責任人的犧牲品。

又如，水電密集開發的河流上游及水庫大壩附近，往往是震災和次生災害最為嚴重的地區，大量的水電站被整體掩埋，水電部門人員傷亡財產損失極為嚴重。為了避嫌，這個現象被忽視，大量傷亡損失換來的經驗教訓，成了啞巴虧。再如，災後搶險安置重建三階段中，一些地方官員忽視專家學者關於規避和防範次生災害的警示，盲目動員「不等，不靠，不要，自己動手，原地重建」，強迫一些災民回到危險地區，致使九二四至九二七特大暴雨及次生災害發生，給死裏逃生的災民造成又一次生命財產損失。還有，關於地震預測、預報、預防的「三預」工作出現脫節，關鍵環節缺位元的情況，以及地震頻繁地區建築設防不足的情況，應是震災傷亡慘重的主因。該主因還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其他應該重視並加以防範的問題，包括污染企業原地搶修重建、震損民房成為強拆對象、山區鄉鎮按城市化模式盲目集中重建、救災物質被挪用侵吞，等等現象，各地時有發生。

以上調查事實，各級政府應該掌握，社會公眾有權知情，災區人民更有權利追問。然而這些應該公開的政府資訊，遭到了人為遮罩。記者被驅趕，訪問被盤查，資訊被封鎖，事主被控制，以致於對各種可能發生的危害預而不防、防而不治、治而無力，放任其發生。沒有事實可以證明，資訊封鎖有助於穩定。恰恰相反，資訊不對稱，更可能把表面穩定變成現實中的不穩定。

我的災區考察工作，雖不全面，也不算深入，卻是基本真實，尤其是關於校難問題的公民獨立調查，通過大量的入戶訪問，現場發放調查問卷，建立統計模型，搞清了基本事實，有了初步結論。這些大量的工作，我的說出，不及我的看見的百分之一。對於有些本可減輕或避免的天災人禍，我只有憤怒，沒有惡意。

然而正是這些看見和說出，成為使我身陷囹圄的真實原因之一。直接證據包括《起訴書》的指控，還包括零九年三月二十八日，我被傳訊、抄家、刑拘，抄家扣押物品，多與五一二地震有直接關係。其中包括六件五一二校難調查成果和部分證據，也被抄走。

我被捕的另一個可能原因，是有關方面竭力避免提及的彭州石化基地工程。二零零八年，由於地震災難發生，我再次對地處龍門山斷裂帶的彭州石化工程選址問題，提出了強烈的質疑，並提出了系統的遷址建議。在成都市廣大市民強烈的反對下，彭州石化工程調整了方案，部分下游專案遷往新津。經與有關方面良性互動，我也主動撤銷了關於「和平保城」的示弱行動的建議。三個月後，我被刑拘。

二零零九年八月十二日，我被刑拘並異地關押一百三十八天后，到成都市中院開庭受審，竟然享受了類似「一級保衛」的特別待遇。當六輛警車、二輛囚車押送我一個人，在全線三十公里交通管制下呼嘯而至。我不願推測，如此高調辦事，是為了把一個環保人士「擦邊」成為異議人士或者「上靠」成為動亂分子、危險分子；也不願相信，這是打著「維穩」的旗號，在破壞地方政治穩定；更不能妄斷，這是行政矛盾向司法領域轉移，行政方法向司法普及，是行政權力意志代替了司法精神。但我要問，如此小題大作虛張聲勢，究竟是誰的旨意？想以我為道具來殺雞儆猴，阻嚇公共批評？這不是一個好主意。

我所做的一切，無非是盡一個公民的義務﹕堅守常識，說出真話。如此而已。

良心和勇氣，是公民社會之魂。曾經，因為公開而不張揚地批評質疑市政府個別領導的一項公共決策，我被本市主流媒體評選為「成都市文明市民」。多年來，常有一些政府官員對我說，成都市民都像你這樣就好了。這類評價的來源，包括市人大、市政協、市建委、規劃局、旅遊局，等等。我被捕後，本市四個主要民間組織到我家送花籃，慰問家屬。部分成都市民和成都讀書會書友自發前來探監、捐款。一些線民發起「回家行動」，慰問卡片雪花似地飛向我的羈押地。

這些社會反應出人意料，感人至深！我把它視為公民社會在成長的社會進步表現，也視為家鄉人民對我的鼓勵。這種鼓勵表明﹕成都，需要更多的積極市民，需要有良知有擔當的城市「刁民」。

哪里有錯誤，哪里就有反對者。沒有反對者，就沒有公民社會。當今中國，正處在社會轉型期的社會矛盾中興高發期，任何公共決策錯誤，都可能成為矛盾爆發的催化劑。所以，為了全社會的整體利益，尤其需要為了公益而敢於抗爭並善於抗爭的反對者，需要為了社會淨化而勇於「幹髒活」的人。在制度建設層面上，更加需要實現憲政條件下的司法獨立，需要國家刑法向公民刑法轉型，革命刑法向建設刑法轉型，建立公民權利的法律保障體系和公民社會的制度保障體系，以改變中國經濟發展與法治不彰的巨大反差，改善兩極分化及社會不公問題。正在積極創建法治政府的成都市，必將面對這一歷史考題，從司法改革開始，交出自己的作品。

人民法庭，是公平正義的發祥地。今天，我作為被告站在這裏，然而，應該為此而感到羞恥的人，卻不在這裏。所以，我不再為自己是否有罪而辯護，我相信審判長和合議庭的專業水準、職業道德和敬業精神。組建法庭，為的是彰顯公平正義，以維護最後的公正，而追求公平正義，正是我的行為動機和目的。如果公平正義是普世的、普適的社會價值，而不是特殊的、個別的、個性大於共性的特殊產品，那麼，我們之間定能找到共識。我相信﹕無論在何種制度環境下，有一個共識是普世的，它就是﹕法官，你的名字叫正義。在任何社會環境中，正義都有存在價值。

今天，如果你們判我無罪，我將為此而歡呼——不是為了我個人，而是為了法律的尊嚴和司法獨立得以保全，沒有成為行政意志的犧牲品。如果判我有罪，我將服法而不認罪。這個判例，將會成為法治政府和政治社會的識別標誌之一。對法治政府，我尊敬；對政治集團社會，我唾棄。如果要我坐牢，我將為此而感到自豪——為家鄉人民坐牢，是一種少有的榮耀，我將此視為我對家鄉的回報。

無論你怎樣對待我，成都，我為你而驕傲！

我對得起社會，對得起我的家鄉，對不起我的家人。

這是我的最後的陳述。

被告人﹕譚作人

四川賑災和中國NGO的未來

四川“5·12”地震發生後，不少非政府組織（NGO），包括境內和境外的，在搶險救災中表現非凡，而國內報章和網路上的相關報導也被觀察人士認為是以前罕見的。

《亞洲週刊》六月一日以"地下NGO震後重見天日"為題發表封面專題文章，稱大災後的NGO是對中國政府的一大示範。

文章說，大批"地下NGO"在四川地震後積極救災，而政府也採取寬容態度。

西方媒體甚至推測，這次地震是否為推動中國公民社會發育，非政府組織發展提供了一個難得的機會。

就此《中國叢談》採訪了北京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的王名教授。

他認為，NGO在發生緊急事件或災難時期能充分表達它們的一些能力，包括社會動員，社會協調，提供資源，提供整合等能力，這是它們能迅速參與救災的一個內在原因。

他說，另一個原因是中國政府在第一時間做出了首肯、歡迎的姿態，發出了積極信號，提供了空間或者說平臺，因為"災難當頭，在中國的本土和境外的NGO平常受到的種種限制都暫時被擱置，救災要緊。"

寬鬆多久？

NGO這個概念在中國雖然有教科書定義，群眾團體、社會團體、社會組織等也都時常被用作同義詞。王名教授傾向于用"社會組織"，因為跟公民社會這個概念有一脈相承之意。

他說，這次四川地震"喚起了很強的公民意識"。

不過，抗震救災這個特殊時期NGO得以在其中各顯其能的寬鬆氣氛和發展環境能否持久？

王名教授認為，這要從兩個方面分析。首先是NGO在中國現行政治體制下生存和發展需要哪些條件，而這些條件在緊急狀況結束後又會有什麼變化。

政府對具有不同政治訴求的團體的疑慮、擔憂，不會輕易消失，但過去很高的"門檻"有可能降低。

他認為合法性和制度空間的建立是NGO在中國發展及中國的公民社會走向成熟的當務之急，是第一步。

內因和外因

對NGO"災後如何"的回答取決於NGO和有志于公民社會發展的各方力量是否能抓住救災提供的契機，推動立法。

另外，他說，這個問題的答案還取決於NGO自身是否能通過這次救災實踐評估自己的能力和缺陷，作出相應的改變。

他認為，今後一段時間中國的NGO最可能得到發展的是社會資源動員和志願者；而那些有專業技能，可以提供政府系統無法提供的社會服務的那些NGO，最有可能獲得顯著發展。

<文章來源：BBC中文網>

權力獨佔欲與中國NGO的厄運

點評中國
何清漣

近，中國的學術網站"天益"被關，一向遠離政治、純以公益為務的NGO組織"公盟"也被當局找了一條莫須有的"逃稅"罪名，再輔之以其他措施，比如讓房東"自願"出面停止租賃辦公室等，逼使"公盟"關門。一場政治迫害演變成"逃稅"的違法問題，可謂將"政治問題非政治化"的手法發揮到爐火純青的程度。

但從中國政府對NGO的政策來看，公盟只是這一茬被割的韭菜中最高的一茬而已，必然還會有NGO繼公盟之後成為犧牲者。

中國政府對NGO的防範心理

近十多年來，中國政府機構、大學與研究機構沒少從外國拿各種資助。由於那時政府有政治自信，加上中方合作單位均由政府掌控，這些合作專案並未被評估為影響"國家安全"。對於外國資助者來說，它們要進入中國大門，舍此之外別無它法。對於中國官方來說，"用外國人的錢辦我們自己的事"，而且控制權在我方，何樂而不為？

但從2006年開始，中國開始對NGO不放心了。原因有兩點，一是中國國內群體性事件已逾數萬起；二是獨聯體各國相繼發生了"顏色革命"。中國政府擔心內外結合，導致政權更替，於是防堵"顏色革命"成了要務。本來在中國就小心翼翼，只敢在環保、愛滋等領域內做點善事的NGO（外國與中國本土的民間組織都在內）的活動空間就更為逼仄。

中央黨校的《學習時報》於2006年8月率先發文，表達了官方視外國NGO為異類的觀點，中新社將這篇文章加上標題"部分外國非政府組織破壞政治穩定"廣為傳播。這篇文章介紹，當時已經有1000家左右外國非政府組織在中國奠定了較穩固的活動基礎，在中國所起的作用和影響已不容忽視。該文為外國在華NGO總結了四條作用，一是危害國家安全。二是破壞中國政治穩定，三是助長腐敗，四是在中國推行外來模式。

NGO在中國的厄運

這篇文章雖然未涉及本國那些草根民間組織，這倒並非作者忽視了它們。只是因為外國NGO有關外交，而外交無小事。至於本國民間組織的生死大權，本來就由政府說了算，無需在打壓之前另行造勢。

2007年7月6日，《民間》雜誌被廣州市新聞出版局列為"非法出版物"強行關閉（據說犯忌之由是該雜誌為國內NGO提供了一個資訊平臺）。幾乎同時，以北京為基地的一家外國NGO主辦的中文刊物《中國發展簡報》也被關閉。由於這一簡報在中國已經生存了11年，刊物主辦者Nick Young（高颺）一直以"中國政府的好朋友"自況，其生存技巧更是被許多在華NGO奉為圭皋，所以該刊物被關閉之後，在國際社會尤其是NGO同道當中引起強烈反應，與《民間》近乎默默的死亡正好形成強烈對比。

NGO被視為美國推動"顏色革命"的工具

隨後的兩三年內，到底有多少NGO死亡？外人無從得知其詳。但不許NGO涉足公益事業卻是日漸公開化的事情。2008年四川汶川地震發生後，國內100多家民間組織奔赴四川救災。為了提高效率，成立了"NGO四川地區救災聯合辦公室"，但屢遭員警盤問，10天后（5月26日）被迫宣佈停止救災。緊接著，另一家由本土NGO和國際NGO聯合組成的"四川5.12民間救助服務中心"也發出自5月31日停止聯合救助行動的公告。

目前，在中國的NGO的厄運遠未中止。這只要看看中國政府眼中的NGO是什麼就可知大概。

江澤民當年"在堅持改革開放、加強對外經濟文化交流的同時，要十分注意警惕和防範敵對勢力的滲透、顛覆活動"的提法被奉為圭臬，凡希望通過公益活動踐履人權理念的NGO，一律被中國當局視為美國策動"顏色革命"的重要工具。一些奉命文章對此有露骨的闡述。這些文章說，美國的NGO在一些國家策動"顏色革命"的活動主要有三方面：一是資助各國內部的非政府組織，開展反政府活動。二是滲入大眾媒體和社科研究機構，影響政權高層決策。三是邀請各類人員出國訪問，培養親西方的社會精英――幾乎所有非官方的文化交流都被囊括其中。

中國政府不喜歡NGO的真正原因在於其權力獨佔欲。當年中國共產黨通向權力之路的一大法寶，就是利用國民黨統治的一切空隙發展壯大。基於自身的歷史經驗，中共當局在防範民間勢力崛起壯大方面既具備豐富經驗，且不惜工本地投入巨大人力物力，任何引起當局不安的因素都被消滅在萌芽狀態。

在權力的獨佔性方面，共產黨政權幾乎超過了一切專制極權體制。當年納粹德國儘管控制了一切權力，但至少還未能徹底控制宗教。只有共產黨在全面掌控政治、經濟、文化及軍事權力之外，還以世俗權力統管"神的世界"。以至於宗教界人士都套用科、處、局等行政級別――可以說，共產黨的政治文化就是不容任何社會勢力分享其權力。

當年外國NGO得以登陸中國，是中國政府基於"經濟奇跡"之上的政治自信。目前，經濟奇跡已逝，失業者日漸增多，社會反抗漸趨激烈，西藏新疆時有騷亂，政府財政收入這只口袋正在癟下去。面對此情此勢，中國政府越來越缺乏政治自信，對NGO活動的容忍度就越來越低。

注：本文不代表BBC的觀點和立場

<文章來源：BBC中文網>